中国古代书画的传统源远流长，流传至今的书画真迹，璀璨动人，这些光彩夺目的天才艺术创造，是中国人民及其子孙后代的无比珍贵的文化遗产之瑰宝， 也是世界文化遗产宝库中的奇葩。这是我们中华民族引以为自豪的。
      从考古发掘的第一手材料可资征寻，早在原始社会甚至更早的时代，绘画已经出现于岩画和种族使用器物的图腾上面，最初是画走兽人物，作为记事的符号逐步发展起来。时至仰韶文化的彩陶和较后的龙山文化的黑陶，已形成了中国古代美术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高潮。商、周及春、战时期精湛的青铜器、玉石雕刻和少量精美的漆器制品，标志着中国古代美术发展史上第二个高潮，许多有较长铭文的青铜器还是极其珍贵的文献典籍。战国《水陆攻战纹铜鉴》和《水陆攻战纹铜壶》等实物遗存，或可以从另一个侧面窥见到当时绘画和工艺的发展水平。长沙战国楚墓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先后出土的《人物龙凤图》、《御龙图》两幅帛画，说明当时绢素用作绘画已很流行。而书法（书法依文字而存在）晚于绘画，有的学者将它规定在新石器时代器皿上描绘的纹样作为初期的文字，但多数学者则主张从殷商甲骨文开始。通过甲骨、大篆、小篆、而隶、楷、章草、今草、行书一系列演进过程。但书法真正进入可资欣赏的艺术领域，大概可上溯到魏晋之际甚至更早一些的时期。
     秦汉时期宫廷壁画创作占有显著地位，用来表现描绘名臣烈女。宣帝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麒麟阁及云台绘有霍光、苏武等11名已故去的功臣像。汉元帝时宫廷画师毛延寿丑画王昭君虽为传说，但说明汉代已经有了皇家御用宫廷画师。文人张衡、赵歧、刘褒也有画名于世。1972年长沙西汉太侯墓群出土的彩绘帛画及多种古籍写本，是当时绘画水平的历史性杰作。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古代美术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发展阶段之一。此时中国书画已经进入比较成熟的领域，卷轴书画已见端倪；同时开启了书画欣赏支藏之风；绘画理论史著开始创立；山水、花鸟画有脱离人物画而成为独立画科的趋向；专事书画的工匠业已出现；知识阶层也参与到书画创作活动之中，并涌现出顾恺之、曹不兴、陆探微、张僧鲧（史称“张家祥”）、肖绎、王羲之（史称“书圣”）王献之等一大批名家和流传至今的不朽书画杰作（尽管大多是后人临摹本）；特别是出现了至今留存于世的敦煌莫高窟、云冈、龙门、麦积山等规模宏大的壁画和雕塑，中国书画艺术从此开创灿烂篇章并连绵至今千百年。此非虚言，既有文献可征，又有书画名作实物可证。梁朝谢赫《画品》中对魏晋以来27名画家有所评论，对后世有很大影响。
      隋朝虽然只有短短27年，但据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载有展子虔、董伯仁、杨契丹及、尉迟跋质那等21名画家。他们所有创作的作品，可惜年代久远，画迹都已淹没，惟有展子虔《游春图》孤本流传至今，被视为中国山水画的初级阶级代表作。
      唐代据北宋郭若虚《图画见闻志》载有画家233人，其中道释、人物画家155人，山水画家46人，花鸟18人，走兽杂画14人。开宗立派的大书法家也群星璀璨，书坛异彩生辉。唐代是中国古代文化最灿烂的全盛时代，也是中国古代书画艺术最繁荣辉煌的黄金时期。人物画是画史上鼎盛时期，初唐的阎立本“丹青神化”“冠绝古今”。盛唐的王维、韩干、李思训、张萱、中唐的吴道子（史称“吴家样”）、周方（史称“周家祥”）韩晃及以后的韦偃等大师巨匠的天才创造使画史增辉，人间流美，流传至今。唐代山水、花鸟画发展成熟并初放异彩。山水画家不乏46人，虽尚无可信传世之作，却可从敦煌壁画中窥见。前人所谓山水画“始于吴（道子）成于二李（李思训父子）”已进入中唐时期。花鸟画到唐末的薛稷、刁光胤诸家自成体系。唐代是我国书法艺术史上光辉时代，书法巨匠人才辈出。唐初欧阳询，虞世南和储遂良等人继承王羲之、王献之的书体。颜真卿把篆、隶、行、楷四种笔法结合起来，创造了方正敦厚、气势雄浑的“颜体”，对后世影响极大。中唐的怀素曾向颜真卿学习书法，他写的书法刚劲有力，奔放流畅，传世的《自叙帖》最为有名。唐后期的柳公权与颜真卿齐名，他精于楷书，汇合古今诸家笔法，自成“柳体”，所书的《玄秘塔碑》开阔疏朗的神韵，名冠古今。还有张旭、孙过庭等众多书家的书法杰作独步于时，享誉古今。北宋大文豪苏东坡曾说：“故诗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韩退之，书至于颜鲁公，画至于吴道子，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这是对唐代文化成就最精练的概括和最崇高的赞美。在五代的53年里，文献记载有画家91人。西蜀南唐首创皇家画院；人物画家有周文矩《文苑图》、顾锢中《韩熙载夜宴图》等大家手笔；花鸟画出现了“黄家富贵”、“徐熙野逸”交相辉映于当代，以至影响后世，是开宗立派的大师；山水画荆、关和董、巨南北派巨匠并驾齐驱，各领风骚，开创了古代山水的新风貌。五代的书法，由于时间短，只是由唐到宋的过度，除上述绘画上的成就外，书法时代风貌尚欠鲜明，惜无新贡献，仅杨凝式的楷、草、行书法值得称道，却未超越唐人境界。
       两宋据藤固《唐宋绘画史》载有画院画家150人之多。北宋郭若虚《图画见闻志》载：熙宁七年以前画家158人，到南宋据《南宋院画录》所记有画家93人。宋代是中国古代美术史上院画的隆盛时代。人物画较之唐代虽稍逊风骚，然武宗元《朝元仙杖图》卷承道子“吴带当风”的传统，夜钵相传；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卷、梁楷的《泼墨仙人》以及《八十七神仙卷》这些流传至今的真迹都是历史性的杰作。山水画后来居上。北宋山水画创作争芳竞艳，盛况空前，李成、范宽、郭熙皆一代天骄，作品《晴峦萧寺图》、《溪山行旅图》《早春图》《雪景寒林图》技法精熟，博大高深，前无古人，堪称国宝。南宋画风一变，李唐、马远、夏圭、刘松年佳作频出，不及备载，委实将山水画的发展推向高潮。花鸟画家人才济济，创作繁荣。赵昌《虾蝶图》、崔白《寒雀图》画风革变，徽宗赵秸倡导尤力，总领群芳，一时花鸟画高手如林，景象万千。院外文人画代表苏轼、文同，华光诸人独开生面，梅、竹写意之作别立门户，影响深远。南宋院画名家李迪《禽浴图》、林椿《海棠图》、毛益等人名作流传至今。院外杨补之、赵孟坚诸家的梅花、水仙之作妙绝古今。客观上，南宋末绘画走入低谷，构图简易，笔墨草率，千篇一律，这是不争的事实。宋代书法也是名家辈出，除徽宗赵秸创造了瘦金体外，最负盛名的是蔡襄、苏轼、黄庭坚、米蒂，并称为宋代书法“四大家”。行、草书是宋代书法家最擅长的书体，苏轼的《黄州寒食帖》是其代表作，被称为“天下第三行书”，在书法史上影响很大。
      元代夏文彦《图绘宝鉴》叙论部分及元以前画家传多至1500余人，其中所列元代画家182人。元初的钱选、赵孟兆不满于南宋后期花鸟尤其是山水画陈陈相因、千篇一律，甚乏新意的秃靡之风，改步复古，弃旧图新，承继北宋、五代、唐之风，并参以各自的工夫，如钱氏《杨贵妃上马图》、《梨花图卷》。赵氏《浴马图》、《鹊华秋色》形成了元初绘画艺术崭新的面貌。元中晚期黄公望、吴镇、王蒙、倪瓒四家卓然独立，黄氏《富春山居图》、吴氏《洞庭渔隐图》、王氏《具区林屋图》、倪氏《安处斋图》代表了元代山水画特有的风范。郑所南的写意兰花、柯九思《双竹图轴》、王冕《墨梅图》接踵北宋文人画发展的高风，已然集其大成。山西永乐宫《朝元图》大型壁画承启唐宋壁画传统，在元代人物画坛独树一帜，是元代人物壁画的最高典迹。元代书法虽不如前代之盛，但赵孟兆的书法独树一帜，在中国书法史上称“赵体”，成就极高，他的主要贡献是楷、行、篆、隶、草书造诣都高。赵氏之妻管道升也是有名的女书法家。元代书法家还有鲜于枢、邓文原、康里夔夔、杨维祯、康里子等人。
      明代据明末清初徐沁《明画录》中编列明代画家传870人；传世作品的数量为历代所罕见。大部分是山水、花鸟画，人物画较少。明代未设画院，但有相当于画院的部门。戴进的山水画灵活秀丽、流逸舒畅，是明“院派”的代表人物。宫廷花鸟画家范攫边文进承继宋代工笔重彩一体。林良、吕纪等人不仅擅长工笔重彩，写意也笔墨简练，水墨苍劲。吴门四家沈周、文征明、唐寅、仇英为明中期文人画家代表，声名显赫，为后世留下诸多名作，可供瞻仰。浙派吴伟、周臣、蓝瑛以及晚明“变形派”吴彬、丁云鹏等的艺术成就，呈现明代艺术风格的多样并存。明末董其昌书画成就声名皆高，其所谓“南北宗”画论影响深远，然立论绘画要统一在文人画派内则有所偏颇。陈淳、徐渭是继林良之后把大写意花鸟画推向了一个新阶段。陈洪绶是画史上标新立异，创一代新风的大师，给清代甚至现代人物画带来影响。明代寺院壁画遗存其中有北京法海寺、四川新津观音寺一类出自大师手笔之作。祝允明与文征明、王宠等为明代书法中期的代表人物。董其昌的行书用笔实而以虚见趣致，并善于在绫绢上挥沥作书，“墨趣”洋溢，书画均对后世影响极大。而宋克、宋广、沈度、沈粲也继承前规，卓有建树。
      清人张庚《国朝画征录》共收入清初至乾隆中叶画家1150余人；继张氏之后，工书画的冯金伯《国朝画识》把清初至乾隆末年900余名画家列传；蒋宝龄《墨林今话》共编入乾、嘉、道三朝及咸丰初年的画家传记1180余人；能诗善画的张鸣珂《寒松阁谈艺琐录》把咸、同、光三朝的330余名画家编入书中。清代可以说画家人数众多，流派丛起，形式画法革变，都超过以往；文人画，民间画与宫廷画分别取得了新成就。文人画的两极分化尤具有时代特点。山水画兴盛是清初文人画发展的特点，基本上可以分为以王时敏、王原祁、王鉴、王军“四王”为代表和以八大山人、石涛、石溪、弘仁“四僧”及龚贤为代表的两大派。四王尊崇明末董其昌“南北宗”文人画理论影响，追慕仿古，精于笔墨，却乏于创造和生气，但特别受到统治者和上流社会的欣赏和提倡，被诩为画苑正宗地位。四僧及以龚贤为首的金陵八家和清中期的扬州诸家包括八怪都与四王、吴历、珲寿平同属文人画而又有所不同，他们还未摆脱董其昌的影响，跟着同走一段路程，却中途改弦更张，有的最后根本不受其论点支配，如袁江、袁辉叔侄等一批画家是真正创新的流派。八大、石涛的写意花鸟上承陈淳、徐渭，各探“灵苗”，以奇简冷逸或天骨开张的独特风格达到水墨大写意花鸟画的空前水平。晖寿平山水属四王派，但花鸟画以宋法运元格，创造了工致新颖的没骨花卉格式。清中后期绘画四王派画风深入宫廷，风行海内，出现了“士流化”的倾向，呈现一段衰落趋势。其时受西画影响，有郎士宁、艾启蒙西方画家进入宫廷参与绘画，做出了探索。焦秉贞、冷枚也吸收西法，但缺乏生动性。后出现所谓画中“十哲 ”、“小四王”，但终难挽回低落之势。直到清末，才有任熏、任熊、任颐、虚谷等海派艺术的崛起，他们源于明末陈洪绶，技法全面，突破重重困袭，创出一条新路。三任、虚谷的人物、肖像与小写意花鸟、再有赵之谦、吴昌硕大写意花鸟的出现，打破了清代长时期绘画艺术低迷的衰势，再现书画艺苑勃勃生机。清代书法因馆阁体的流行，受到约束，个性的发挥受到一定的影响，像金农、郑板桥个别例外。清代到乾嘉之间，碑学盛行，书法始有转机，除金农、郑板桥外，黄易、尹秉绶、邓石如、何绍基、王铎、付山、赵之谦、吴昌硕在个性上都有或多或少的不同表现和突破。
      近代尤其是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国书画领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和发展，“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呈现了史无前例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硕果累累的繁荣昌盛的景象。齐白石、黄宾虹、潘天寿等现代大师们坚守继承中国书画传统的基础上又推动着向前迈进，作出了世人瞩目的成绩。曾经受过西画训练的画家如李可染、付抱石等人，在自己的创作中或多或少地吸收了西画的技法，但他们是在立足中国画传统基本立场上，坚持基本创作路线属于传统范畴的。在“中西融合”型的艺术家中，也涌现出徐悲鸿、林风眠、蒋兆和等使我们感到骄傲的大师巨匠，他们都程度不同的对中国绘画传统的表现形式与技法拓宽发展作出卓越贡献。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更可喜地看到张立辰、刘大为、杨立舟、贾又福、李伯安、刘炳森、张海等一大批中青年艺术家在中国书画的表现技巧和结构上开拓创新，深化了提升了传统中国书画笔墨内含的容量和质量，拓宽中国书画的表现形式和内容，创作出足以可以传世的艺术杰作。当代书画艺术家人数之多，风格流派之甚，形式技法之变，足可以频添书画历史的新的光辉篇章。
     中国书画的传统是一个不断丰富、发展、变化着的开放性的活的艺术体系，他有着博大的气度容纳吸收世界上所有民族优秀的文明成果，来充实、丰富、完善和发展自己，当然更主要的是继承和发展我们中华民族自己的优秀传统。中国书画今天的传统是历代艺术家们的创造，而将来的中国书画的传统只能是今天艺术家们的创造。艺术的创造与时代的发展紧密相连。当代中国书画艺术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两个文明建设的飞速发展，也必将获得空前的蓬勃发展。广大书画艺术家与时俱进，振奋精神，为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开拓创新，深入实际，深入生活，深入群众，创作出更多无愧于我们时代的书画艺术作品。